宋傅生从背后扶住我的腰，轻轻揽在怀侧，握住我冰冷的手，道：“上海越来越不太平了，你随我离开这里吧，去北平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，有些迟疑不定，好在宋傅生没有追问，我便装作没有听见。
离开百乐门，我披着宋傅生的外套带着那盒抽了一只的“茶花”回到公寓，文沛却不在，佣人告诉我说他今日不曾来过。
我愣了一愣，这是他第一次留我独自在此，但随后我亦释然，我不是长情之人，他更不是，也许我们还不曾到两看相厌的地步，但他已对我开始失去兴趣。
第二日清早，《花报》的记者来公寓与我见面，此时的我已是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交际名媛，她们来为我报一组头条照片。
待送走那些记者，我才发现文沛已不知何时来了公寓，他坐在靠江的窗边的沙发上十指交叉对握立于胸前看着我，阳光从他的头顶穿过，落在柔软的暗红色地毯上，却将他的脸隐进了一片模糊的阴暗中。
我走过去，穿着我们初见时的那件月白丝绸旗袍，在他面前站定后蹲下身子在他膝前仰望他，才发现他今日十分憔悴。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文沛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很久之后，他松开交握在一起的双手，握在我放在他膝上的手轻轻摩挲着，很久之后才沉声缓缓地道：“我在想，兴许当日我是不应当去苏州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