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深入此观念，就得回到我们关于伦理之于道德具有首要性这一假设上，这假设一直指引着本研究并继续指引下一个研究。从这点来看，诸如委派、命令这样的词汇可能已经太“道德”了，在这个名目下它与战争[21]、与恶纠缠不清；所以，在《异于存在或别于本质》中登上前台的，以正义之主或以受迫害者面貌出现的他者，不得不要求加强对一分离之我的辩护。但我们已经处于命令和规范的领域内。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使义务的根基发生动摇，使没有被规范淹没的伦理意义浮出水面，因为在面对某些意识无法决定的情形时，规范就不再起作用，不能再是参照物了。为此，我们必须赋予关怀一种地位，此一地位比对义务的服从更根本。[22]这种地位就是关怀的本能，它直接联系着内在于“美好”生活目的的自尊。正是在这种关怀本能的深处，接受在责任的委派中和给予有了平等的关系，因为自身认同了更高的权威，此权威将正义嵌入了他的行为内。[23]当然，这样的一种平等与友爱内的平等是不同的，在友爱的平等内，给予和接受通过推定彼此处于平衡的关系。通过认同的返回运动，这种平等对最初的非平等性起到补偿作用，最初的非平等性源自他人在教育中的首出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