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这么说的：
三代以上，天皆不同今日之天，地皆不同今日之地，人皆不同今日之人，物皆不同今日之物。（《古微堂内集·治篇）五）
庄生喜言上古，上古之风必不可复，法使晋人糠批礼法而祸世教；宋儒专言三代，三代井田、封建、选举，必不可复，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硫病儒木。（《古微堂内集·治篇》五）
由此可见，他的循环论是立足于“治不必同，期于利民”（《古微堂内集·治篇》五）。反对厚古薄今：“执古以绳今，是为诬今。”当然，他的循环论，正是寄望迅速结束其末世，而让中国迅速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希望，一种宿命论的希望。
自然，他的“势”论，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只是一种进化的趋势，所以，他又视之为“气运”，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宿命的力量，他说：
三代以下之人材，乘乎气运。乘气运而生者，运尽则息。
气运所生亦有二：国之将昌也，其人材皆如霆启势，乘春阳愤盈，而所至百物受其祥，哀则反是。（《古微堂内集·治篇）五）
这种进化之“势”，在总体上必不可免地与循环论、宿命论及英雄论相联系在一起。由此，也决定了他在革新国强之际，只主张渐变式的改良，而惧怕革命，他甚至认为，“求治太速，疾恶太严，革弊太尽”，反而会有“激而反之者”、“能发不能收”（《古微堂内集·治篇》五）的危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