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看《宋史·道学传》所说：
“道家”之名，古无是也。三代盛时，天子以是“道”为政教，大臣百官有司以是“道”为职业，党岸、校序师弟子以是“道”为讲习，四方百性日用是“道”而不知。是故盈覆载之间，无一民一物不被是“道”之泽，以遂其性于斯时也。
“政教”、“职业”、“讲习”与‘旧用”，涵盖了整个社会生活，其实用理性色彩之浓，令人侧目。
自宋代以来，国家机器之强化，中央集权的高度划一，宗法制度的严酷，均是汉唐所无法比较的，这是一个没落的社会无可奈何的自缚，它造成了中华民族大为落后的历史悲剧。恰恰是道学，把“垒极之建，彝伦之叙”哲理化，提高成“根乎人心，而塞乎天地”的神圣法则，则是为这种“自缚”提供思想绳索。由此发展到宋明理学，则愈演愈烈了，有人说，道学是一种培养奴才的学问，在愈需要奴才之际，道学的地位就愈高，换句话说，封建王朝的统治愈是不稳，就愈得标榜道学。南宋头号昏君赵构、卖国奸相秦桧，就是道学的保护者。